雄安新区的设立，是改革开放初期设立深圳特区以来最为重要的改革试验，一场事关全局的试验。雄安新区之“新”，不仅仅在于它作为京津冀一体化举措之“新”，更在于它突破既有格局的出人意料、突破常规的策略之“新”。

到目前为止，雄安新区的亮相迥异寻常之处，一是决策的酝酿虽有时日，但公布颇为突然，保密工作相较以往远为严格;二是以严厉的行政手段与法律手段全面遏制乃至禁止雄安新区内的地产炒作。这些非常手段，针对的都是近年来席卷全国的房地产炒作风气。

金融地产业的超常规膨胀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市场社会发展到金融资本积聚扩张阶段的逻辑延伸，是多年以来旧有发展模式惯性积累的高峰表现。此前十余年，地产调控持续不断，却屡控屡涨，致使人们调侃，要让中国大城市房价下跌，无异于“山无陵，江水为竭”。这意味着，金融地产资本不断扩张的趋势与发展路径，已经难以在既有轨道上进行有效调整。这种局面，与八十年代初期难以在既有轨道上展开改革开放，有颇为相似之处。

金融地产资本的快速扩张，与京津冀一体化的结构性调整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其主要表现，一是北京地区房价从中心向边缘递减的基本机制，使得“铺大饼”自然成为北京从中心向周边疏散的主要格局，房价形成机制与旧有“铺大饼”格局之间构成了难以拆解的高度相互依赖的结构;二是房价不断攀升的大城市，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主要象征，逐渐变成中国经济实现结构性调整难以逾越的一道经济与社会心理的“大关”。但这一大关又必须想办法突破，否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风险将会快速积累。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面临既有格局难以改变的挑战，执政党在革命战争与国家建设阶段形成的“根据地”试验的政治智慧再次走上历史舞台。这种“根据地”式试验，是一般性的“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摸着石头过河”策略的升级版，它不仅是以局部“试错”为基础寻找可以全面推广的契机，而且是有意识地建立试验新路径的“根据地”，探寻改变既有格局的契机。

目前雄安特区的具体发展思路与规划尚未有进一步披露，但参与决策咨询的专家提出的借鉴“新加坡模式”的等设想，提示了突破既有路径的想象空间。

以公租房为主的住房制度与创新型企业在雄安新区的积聚之间，可以形成良性循环，同时也确证了此前金融地产资本超常规扩张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障碍的事实，明确呈现旧有发展模式的危机与缓解之道。

从这个角度看，深圳特区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相互推进的经验，可以为雄安特区探索中国新的发展道路提供众多启示。其一，实验性“根据地”并非在既有轨道上运转，新轨道的运转要依赖“特事特办”的强有力的国家意志和政治意志。其二，实验性“根据地”的发展有其时间窗口，一般很难在较长时间内孤立存在，而需要其他地区不同形式的呼应，以形成“以点带面”的形势。这一形势的形成事实上意味着新的发展思路勇敢地破壳而出。

最为根本的是，实验性“根据地”的持续发展与影响力的不断扩大，需要找到最广阔的社会支持，也就是全国范围内“求变”的社会心理的释放与积极回应。就雄安特区而言，社会广泛呼应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即是希望改变少数城市房价畸高、不同地区差异日益扩大的状况的普遍社会心理。也就是说，需要超越既有利益格局，与最广泛的基层社会形成同心协力的互动，凝聚起再创改革新局的社会能量。